彭超 | 沙汀文学的现实性、政治性和整体性

彭 超

近代中国历经几度政治格局的转变，历史转折引发文学嬗变，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政治文学到人学，政治性一直贯穿中国现代文学。但是政治性之于文学的价值评判却历经沉浮变迁，在被肯定、批判和消解之间交叠往复，其中政治意味浓厚的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尤为突出。如何客观公允地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是今天“再阐释”必须面对的“历史隔膜”。沙汀及其创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而精微的典型案例。

一 文学与历史的整体性

沙汀故乡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其现代性较沿海地带要迟缓许多。沙汀所在的安县座落在川北狭长的谷底，四面环山，民众“除却兵匪的骚扰，抢掳，生活上的闷气和艰苦，他们惟一的享乐便要算是对大自然的欣赏了。”［1］部分是整体的具相反映，巴蜀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新旧文化阵营交锋，政治格局分裂，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状态［2］。沙汀以现代性视野审视巴蜀故乡，勾勒出一幅民不聊生、官匪横行、充盈着人性恶的历史画卷。沙汀文学是地理和时代的结合、文学与现实的统一。

沙汀文学创作既有启蒙视野下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也有革命视阈下的阶层讨伐和悲悯。沙汀文学表现四川乡镇知识分子“困兽”式的生命状况，细绘他们在现实泥沼里的挣扎、妥协乃至毁灭，批判其性格的软弱性。《困兽记》与《孕》中的知识分子都曾为理想而抗争，但最后女性以针织烹饪等日常家务消磨时光，男性则在自怨自艾中妥协绝望。田畴（《困兽记》）哀叹“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3］宋子洁（《孕》）“觉得自己渐渐是一个被缚了手足的落水者了。‘岂止是坟墓！’他感到绝望了。”［4］沙汀以没有理想之光的知识分子群像诘问于时代。《淘金记》描绘巴蜀大地一群囿于“生命挣扎”的乡绅群丑图，通过展示其人性恶和生命悲剧以揭示乡土中国基层的溃烂衰竭。沙汀文学还体现出对底层弱小者的悲悯情怀。《一个秋天的晚上》和《龚老法团》等作品呈现为“货”、为“物”的下层女性生命状态。《兽道》和《在祠堂里》描写被轮奸、被逼迫致疯癫 、被钉死在棺材里的女性们。《凶手》和《呼嚎》表现诸如“短腿天兵”们无处可逃的绝境人生。沙汀创作多角度揭示民国政权机制的荒谬性，否定其历史性意义。沙汀笔下的“被异化者”“被困兽者”“被侮辱者”等人物形象系列显示为灰暗窒息的悲剧生命美学，具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预示中国即将来临的大革命时代。

沙汀前期创作置身于国统区，因颠覆的先锋特质呈流亡文学“反动”性［5］。其“反动”的异党性写作，继承了新文学反权威传统，构成中国左翼文学“文人共和国”的一部分［6］。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以文学为武器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建构无产阶级政权。沙汀文学亦如此，其文学“理想性”突显为政治性。

沙汀 《还乡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

1949 年，“共和国理想”从文学场域变为现实场域，沙汀文学身份从“异党”转向“我党”。革命既是暴力和政权更替，还包含意识形态确定和文化建设。在后革命时代，文化建设更具挑战性，而文学则是主要的建构形式。沙汀文学的建构表现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情感的共鸣，他在《归来》《母亲》《在牛棚里》《煎饼》和《你追我赶》等作品中书写广大民众建设现代中国的热情，表现出与“新时代新人民”时代主题的情感共鸣。其二是问题意识，他在《过渡》《开会》《摸鱼》等作品中，对历史转折时期显露的问题意识把握，是他作为新时代执政党“主人翁”意识的具体体现。

沙汀于 1949 年前后的小说创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互文性”。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个体生命归属感。不同历史时期士兵“归家”的差异性感受，《还乡记》中被抓壮丁的兵士回到家乡，面对家庭破碎却反抗无路；“十七年”短篇小说《归来》中，自愿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回到家乡时，家有良田且家庭和睦。其二从日常性角度展开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如《煎饼》（1964）充盈着快乐和食物香味；《土饼》（1933）满盈贫困和死亡气息。其三是历史氛围对比。《你追我赶》（1960）中人们共建家园的激昂热情与《土饼》中离散的历史氛围形成反差。相较于《在其香居茶馆里》抓壮丁闹剧，《母亲》写出百姓对参军入伍的渴望。沙汀的历史互文性写作，体现他文艺观与社会史观的统一。

对于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沙汀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写作模式来加以反映，如《过渡》表现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被压抑；《开会》提出建国初期农村出现的流氓社员、账目混乱、干部素质等问题；《摸鱼》以农民对去留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犹疑，预警性提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造成的挤压问题等。沙汀以表现历史倾向的方式在文中“解决”问题，彰显了一名老党员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乐观精神。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坛汇集古今中外多种文艺思潮，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让文学呈现多维度叙述。在这样的语境下，沙汀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沙汀在“文革”结束后，创作长篇小说《青㭎坡》和《木鱼山》，表现农民与基层干部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红石滩》从个体到机制多层面再现现代中国革命史，小说以妻女被逼迫致死的菜农在解放前后的不同遭遇，阐释农民、共产党、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小说延续左翼文学革命叙事，但又突破偏狭的阶级视野，表现作家努力跟随时代步伐的文学实践。

此外，沙汀创作还具有非虚构文学的特点。沙汀《淘金记》源于 1937 年回到故乡的所见所闻，意在“揭发”民国政府在战乱荒年时期，以赈济灾民、抗战建国为掩饰下的淘金发财行为［7］。《困兽记》则是对现实中一桩知识分子恋爱悲剧的文学再现［8］。还有基于反映农民革命欲望而作的《还乡记》，其现实基础是沙汀在安县雎水关刘家沟几个月的生活经历。《在祠堂里》的材料是沙汀在安县听来的，《代理县长》和《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是北川近于纪实的故事［9］。沙汀文学众多人物形象都有现实生活原型。《淘金记》中的龙哥形象与原型“几乎很少增改”［10］。《困兽记》中的牛祚以安县秀水乡的知识分子马之祥为原型。沙汀小说“其香居”综合了桑枣镇和秀水镇等各乡镇茶馆的情形［11］。综上所述，沙汀非虚构文学中的政治性与现实性具有“等同性”，文史互证，显示出作家、作品与时代的统一。

沙汀 《还乡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

沙汀文学身份意识从民国“亡命客”［12］和“流亡人”［13］，转换到人民共和国“主人翁”，美学色彩从灰暗嬗变为明朗。从文学产生与接受角度而言，“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14］可见，沙汀创作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特殊代表性。沙汀文学强烈的国家意识，除了时代的感召外，还与他的个体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二 沙汀的双重传承

沙汀在创作生涯之初曾就小说题材与时代意义等问题写信请教鲁迅，鲁迅予以回信解答，且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指导性意见［15］。沙汀一直秉承鲁迅教诲，传承鲁迅文学品格。

首先是文学精神的继承。沙汀学习鲁迅以战士精神去揭发恶俗现实，以笔为刀介入历史进程。在国统区，一些人对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无动于衷，反而从抗战中发现“发家致富的简便途径”，并在“四大家族”带动下，“发国难财”已经成为国统区“风尚”。这让沙汀感慨且气愤难平，他在《淘金记》《防空》《公道》《模范县长》《联保主任的消遣》和《替身》等作品中将蒋政权虚假的抗日面具撕裂。鲁迅从民族文化角度出发，沙汀从社会政治视野出发，揭露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沙汀曾言：“但我却没有寻觅到什么我梦想的新的东西。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16］鲁迅认为，“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状，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17］以文学催促旧的灭亡也是革命。鲁迅提出，真正的民主革命战争文学，不在于素材，而在于文学作品中“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18］。沙汀文学以“揭露为目的”的客观写实以及深蕴其中的爱憎鞭挞，便是对鲁迅革命文学观的继承。

鲁迅

沙汀对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教诲的文学实践，形成精微的写实风格。沙汀学习鲁迅叙事艺术，突出细节，将整体寓于部分之中。他创造了与“咸亨酒店”具有相同结构功能的“其香居茶馆”，以小窗口容纳大视野。从人物塑造而言，综合“类”与“个”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表现历史发展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人物性格。知识分子，从鲁迅笔下的“历史中间物”到沙汀“生活在空隙中间的人”［19］，展现了这一阶层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命“悬置”现象。沙汀笔下幺跨子嫂嫂（《联保主任的消遣》）与鲁迅笔下爱姑（《离婚》）两个人物形象塑造显示出高度的承续性，两者都始于敢向权威者讨要说法的泼辣，终于对权威者的妥协懦弱。从鲁迅到沙汀，从“吃人”到“兽道”，以个体显示群体进而呈现历史共相，揭示中国文化病症。文学揭露社会病态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社会，所以在批判的同时也予以希望。鲁迅《药》中“坟头上的鲜花”，《复仇者》中“清爽的月光”等，并非只是为了“装点欢容”让作品显出“若干亮色”，而是预示历史发展的趋向性。这是鲁迅克服自身主观情绪，努力使其文学创作更符合于生活真实的自觉［20］。沙汀亦然，例如，小说《法律外的航线》结尾“衰老荒凉的大江变年轻了”等类似笔法则明显带有鲁迅创作痕迹［21］。悲剧具有“净化”情感功能，沙汀传承鲁迅以文学为“救治”社会利器，以众多悲剧人物命运激发读者的民族之爱。

与鲁迅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有所不同，沙汀善于以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在细节上更具自然写实风格。在作家取人为模特的艺术与现实之间，沙汀倾于“专用一个人”，鲁迅侧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22］。再以文学美学为例，鲁迅笔下的文化先锋战士陷入“无物之阵”的包围，呈现绝望反抗的悲剧美学。个体生命遭受压抑，就会滋生对抗情绪，产生革命因子，成为改变社会政治格局的潜在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导致中国政治文化格局变化，表现为文学美学从“黑屋子的绝望”演变为“时间开始了”的铿锵明朗之美［23］。

国家认同、身份意识决定文学风格与人生道路。鲁迅的弃医从文，源于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家国情怀。鲁迅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民族生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24］。他认可共产党有益于抗日、有益于国家的政策，所以加入左联。他指出：“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25］沙汀写信给鲁迅时，还不是左联盟员，且当时，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并无多少交往。因为鲁迅，才有后来的沙汀加入左联［26］。再之后，沙汀奔赴延安，文学创作表现出对鲁迅精神与延安文艺的双重传承。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指出“革命人”身份意识、革命文学、革命社会实践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沙汀牢记鲁迅教诲，走出书斋深入社会实践，以文学战士的韧性精神坚持创作［27］。吴福辉认为，所有左联作家中最得鲁迅真传的便是沙汀［28］。

对作家而言，“在辗转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29］沙汀的生命体验、文艺观和政治理念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些暗中契合。以《还乡记》写作为例，“那是一九四三年，我的第一部长篇《淘金记》早已经出版了……当时我想，如果我只是写了当年国统区恶霸地主的囤积居奇，尔虞我诈，贫苦知识分子的困苦和救国无门，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我还得尽我的力量来反映一下当时农民群众在反动派基层政权的压榨下的呻吟、挣扎和反抗。一九四四年冬天……这中间，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我重新回到雎水关时，写作《还乡记》的愿望更强烈了。”［30］再以叙事艺术问题为例，沙汀从“讲话”中获得启发，解决他“何为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合情合理”的困扰。“恰好我同胡风一道，我们边走边对一些创作问题进行交谈。我记得，谈话较多的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合情合理’，但是什么样的情和理呢？彼此有些分歧。这个问题，直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我才基本上搞清楚。”［31］

延安文艺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具有为人民为国家的共同主题。毛泽东于 1937 年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中评价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沙汀在《纪念鲁迅，检查创作思想》中，表示他要学习鲁迅的自我批评精神，改变文学创作风格［32］。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创作以呈现历史“前进性”为主要诉求。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沙汀也努力开掘一条文学创作的新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凸显人民身份地位的转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契合。这既是历史氛围所致，也是沙汀社会文艺理想的“共鸣”。沙汀指出作家有责任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来提升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33］。沙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放的历史情势中重申自己的文艺观，即对鲁迅精神和延安文艺的传承［34］，并以创作《红石滩》等小说证明自己的坚守，他以自身的文学创造，证明从鲁迅文学到延安文艺的文学整体性。

但是，沙汀文学在前后期取得的艺术成就并没有取得叠加的效果，反而在后期显示出“歉收”现象。如何理解沙汀解放后的写作困境？沙汀自我总结为，一是因为自身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较多；二是自己思想水平低；三是并未能在群众中扎根［35］。这显现出革命作家人生选择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沙汀建国后的文学创作，固然存在艺术性欠佳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他文学实践的意义。沙汀力图以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文学主题来建构现代中国。这既是作者生命体验与历史真实的体现，同时显示出他勇于开创文学新路的精神，这是沙汀对鲁迅叮嘱“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的文学实践［36］。沙汀坚持创造性转换的文学道路探索，也证明其文艺观和社会观的高度统一。

三 身份意识：革命作家

沙汀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左联”，他被评定为“农民作家”［37］“人民作家”，沙汀自我身份定位则是“革命作家”，这无疑包含更宏大的民族国家视野。

沙汀的身份意识，让他对现代中国的期待不仅停留于“文学共和”建构，更是奔赴延安亲身参与革命实践。沙汀于 1938 年夏天从成都到达延安，并与何其芳一起带领部分鲁艺学员奔赴战场。陕北与巴蜀，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化空间。沙汀创作素以熟悉的巴蜀乡镇为表现对象。当面对不熟悉的陕北，他陷入难以深度把握题材的焦虑。于沙汀而言，对四川农村的熟悉程度，甚至可以从对方打个喷嚏的小细节就能揣摩到其心思，“他们眨眨眼我都似乎可以猜透他们的意图”［38］。沙汀这便有了回到四川故乡，以写作为突破困境的人生道路选择。大约在离开延安一年多后，沙汀在重庆遇到了茅盾。茅盾直接问他怎么会离开延安，沙汀回答为文学上的原因［39］。沙汀说自己因不熟悉陕北导致很难写小说，只能写散文报道，即便努力尝试，因难以深入也很难成功。他总结小说《闯关》不是很成功的原因便是因为对素材的不熟悉，这对有文学理想的沙汀而言，显然是一种痛苦。

沙汀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却“身在国统区，心系延安”。他认真执行周扬安排的两项任务，一是负责编辑《文艺抗战》，让其能继续在重庆出版。二是通过组织审查，为延安延揽一批文艺工作者，增加鲁艺和剧团的力量。另外，沙汀还负责了解联系居住在重庆的原左联盟员，并到曾家岩五十号向组织汇报［40］。同时，沙汀为国统区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汇报延安民心士气，介绍延安地区军民和部队上下级之间的和睦关系。沙汀拜访周恩来、郭沫若和车耀先等革命同志，联系看望萧军和李劼人等作家文人、部分成都文抗分会的同志以及昔日一起工作的党员同志，同时展开政治革命与文艺工作。沙汀这些行为，致使他在国统区被视为“异党”“奸匪”［41］，遭受通缉。沙汀此阶段的文学创作，可谓是将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创作，但他依然坚持在家乡，将生命置之度外，坚持革命与写作。这体现了他强烈的“革命作家”身份意识。身份是依据一定的社会制度、组织规则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位置，身份认同较身份的客观性更具主体能动性［42］。沙汀与延安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他在国统区的“异党”身份，且以“解构性”文学创作“建构”其身份认同。

沙汀

后革命时代，革命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文化建设。作为革命作家的沙汀，自觉以文学实践参与意识形态确立和文化建设。沙汀将参与行政事务看作是为党为革命事业服务，他先后进入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本文在此谨以沙汀在社科院的工作为例，分析沙汀在后革命时代的身份意识及其意义建构。

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时（1978 —1982），中国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处于关键的拨乱反正时期。沙汀根据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科研人员，减少行政干预与束缚，调动研究积极性，释放最大化的思想解放空间，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术研究氛围。沙汀在文学所工作期间，尽管有不适应，但是尽可能地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这是沙汀作为一名党员的自觉意识，体现一代人以能为党和国家工作的自豪之情与奉献精神。因为于沙汀而言，参与行政事务等同于参与革命事业。

沙汀积极完成身份意识的前缀（革命）时，也致力于中心词（作家）的完成。1982 年春天，沙汀把关系从文学所转入中国作协，成为驻会专业作家，再次开启他纯粹的作家生涯。沙汀中篇小说《红石滩》于 1986 年发表，那年沙汀已经 82 岁。写作期间住院，胃被切掉三分之二。老年的沙汀由于眼疾，需借助放大镜的帮助才能写作。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创作，直至双眼失明。

为寻求文学理想和革命理想，沙汀曾三次离乡，赴上海、延安和北京。沙汀与现代文学史上很多离乡后长期居住于都市的乡土作家不同，他每次离乡后都有返回，且最后定居家乡。沙汀与故乡“三离三回”的人生道路取决于他革命作家的身份定位。文学源于生活。沙汀熟悉家乡，为更好地创作（也是更好地革命），他需要扎根家乡，这就有了他的返乡。沙汀一代人经历过国土被侵略瓜分的屈辱和国家主权得以捍卫的喜悦，对于文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具有强烈的体验和反思，并表现为文学政治性的凸显与身份认同意识。

沙汀的文学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反思意义。艺术作品应从日常杂乱偶然现象制造的幻相中揭示真相［43］。当代具有“虚无”历史倾向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因陷入琐碎日常而忽略历史本质的症候；或因难以把握历史丰满性，而呈单向度的偏执性写作。沙汀在具体时空坐标内深度描绘地理人文，见微知著，以区域表现整体。沙汀创作的时空整体性，对“虚无”历史的小说创作应具有启示性意义。一叶知秋，沙汀由现代跨入当代的文学“歉收”现象，提供了一个历史反思视角，即，如何实现文学创作的转型提升？浓烈的忧患意识铸成现代经典文学的历史厚度、现实广度，但就文学范式而言，自我突破的作家并不多。主要原委，可导向战乱造成文化资源的有限性。这样的历史限度，延续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改善。改革带来开放的文化环境，让当代文坛气象生动，表现为多样化叙事、多向度审美、宽广的文学表现领域等。当代文坛涌现一批敢于超越自我的作家，例如，莫言、路遥、余华和王安忆等，他们在实现文学创作范式转变之际，文学艺术价值不降反升。但此时的沙汀，因为眼疾等身体原因而难以继续学习吸收新文化资源，故而难以突破自我限度。沙汀文学道路提供一个未来文坛建设的历史启示：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是文学推进提升的主要保证。

余论

复兴中华、建设现代中国，需要以多种手段完成。沙汀以写作为革命手段，不可避免地让文学中的政治意味浓厚，这让其在当代被冷遇。究其原委，不同文化语境导致对文学政治性的误读是重要原因。后现代文明时期，不少人以“非政治化时代”为幻象，混淆家国情怀与功利性政治。在后现代思潮与商业文化合力之下，萎靡破碎的小我，以冠冕堂皇的旗帜，遮蔽国家民族的大我。从主流到通俗，解构文学中的国家主题和崇高美学成为一种时尚。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如何阐释定位沙汀等革命作家的文学创作？这需要有一种整体历史观。

走进历史，还原历史。“国家”赫然是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主题，这正如毛泽东在《自由中国》第二期发表的题辞：“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中国而斗争！”［44］ 现代中国国情决定了现代文学现实性与政治性的整体性。由此出发，当 1949 年中国以主权独立的国家姿态站于世界之林，可理解“十七年”文学的“欢快明朗”是“历史郁结”的抒发［45］。对于“十七年”，不能因为政府监管和经济建设之间出现平衡的一度“短暂的失常”［46］，就割裂历史予以绝对否定性的评判，文学亦是如此。沙汀文学贯穿鲁迅、左联和延安文艺品格，回响着“五四”精神，显示了作家、作品和时代的整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沙汀研究的启示性在于，无论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还是身份意识研究，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宽广的历史时空做整体性考察，从事件的偶然性中推导出必然性和本质性，会更具有普遍意义。

注释

［1］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第 1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2］民国时局的混乱可以从政府更替的频繁以及战争状态可见一斑：南京临时政府 1912 年 1 月至 3 月，北洋政府1912 年 3 月至 1928 年 6 月，南京民国政府 1927 年 4 月宣告成立，1928 年 12 月政权统一，政权交替，还有复辟闹剧、北伐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3］［7］［13］［30］沙汀：《沙汀选集》第二卷，第 625 页，第 14 页，第 902 页，第 905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4］［35］沙汀：《沙汀文集》第一卷，第 254 页，“序”第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5］“对于那些出身于‘民族化空间’的作家们而言，流亡几乎是独立地位的组成部分。伟大的革命者，诸如金斯、米修、贝克特、乔伊斯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的祖国文学空间有一定程度的裂痕，而与他们只能与其民族空间之外的文学中心里通用的文学规范有很大的亲密性。”卡萨诺瓦（Casanova.P）：《文学世界共和国》，罗国祥、陈新丽、赵妮译，第 12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法国学者卡萨诺瓦的流亡文学概念是指作者与祖国文学空间有裂痕，本文的“流亡文学”概念与之有内涵的不同，笔者认为流亡文学是指作家用文学抵抗其自身所处的政权，但是却与祖国文学空间紧密相连。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主要存在于锲而不舍的家国情怀，现代知识分子继承这千古风骨，才有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也才有了鲁迅这样堪称“民族魂”的作家存在，才有了为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左联文学。沙汀的流亡文学便是因为对民国蒋政权的“反动”，对家国的“爱恋”而存在。

［6］［美］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 20 世纪》，林骧华译，第 14 页，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8］［15］［16］［26］［28］［32］［33］［36］［37］［38］［41］黄曼君、马光裕编：《沙汀研究资料》，第 25 页，第418 页， 第 108 页， 第 67 — 68 页， 第 253 页， 第 66 页，第 35 页，第 418 页，第 257 页，第 65 页，第 7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

［9］［11］中共绵阳市安州区委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和地方志办公室编：《安州区第一个共产党员——沙汀》，第 40 页、第 48 页，准印号：安文广新出内（201806）。

［10］［31］［40］沙汀：《雎水十年——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第 121 页，第 85 —86 页，第 2 —24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12］［21］［34］沙汀：《沙汀选集》第一卷，第 216 页，第30 页，“序”第 2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14］［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 29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17］鲁迅：《集外集》，第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8］［22］［2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第 103 页，第47 页，第 102 — 10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19］以《老烟的故事》的知识分子为例，沙汀认为这是一群“生活在空隙中间的人”，且是国统区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生命状态。《沙汀短篇小说选》，第 27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20］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第三卷，第 98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23］鲁迅将中国青年的生存空间比喻为“黑屋子”，闻一多诗歌《死水》表达对中国现实的失望，艾青诗歌忧郁的情绪中蕴含抗争与希望的力之美。胡风诗歌《时间开始了》表达对新中国新时代到来的激动喜悦。

［2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第 515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

［27］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第 733 —735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

［29］鲁迅对叶紫创作艺术手法的评定，也可用于沙汀。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9］沙汀离开革命中心延安的缘故有家庭与写作，主要为后者。之后，他长期待在家乡进行创作，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于他前途也不利，但是他坚持，这表现他对作家身份的坚持。

［42］罗如春：《身份认同问题三论》，参见钱中文主编《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与审美文化的转型》，第 280页，第 280 — 281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

［43］“日常的外在和内在的世界固然也现出这种存在本质，但它所现出的形状是一大堆乱杂的偶然的东西，被感性事物的直接性以及情况、事态、性格等等的偶然性所歪曲了。艺术的功用就在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因此，艺术不仅不是空洞的显现（外形），而且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 12 页，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44］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第四卷，第 2617 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

［45］笔者在此并非认同政治性对文学的过度捆绑挤压，而是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生态的生成与历史情境必有相应的整体性。

［46］彼得·诺兰：《中国与西方长期发展中的趋同与趋异》，《北京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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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文学评论》2020年03期

本期编辑：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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